在阿拉斯加北部发现的一组化石表明，早在7280万年前，鸟类已在严酷的北极环境中筑巢。这组化石是在阿拉斯加晚白垩世王子溪组（Late Cretaceous Prince Creek Formation ）出土的，它包含多种今鸟型鸟类（ornithurine birds，它们是现代鸟类的近亲）以及罕见的鸟类胚胎和刚孵化的幼鸟残骸。这些发现提示，一些最早的现代鸟类已经适应了远古北极的极端性季节型气候，这为现代鸟类如何在极地生态系统中繁衍生息提供了新的洞见。在极地生态系统中繁殖对250多种现代鸟类来说既是机遇，也是严峻挑战。有些鸟类（如 Arctic tern，或北极燕鸥）会在南北两极之间极端迁徙；而另一些鸟类（如 Svalbard rock ptarmigan，或斯瓦尔巴岩雷鸟）则会忍受严酷冬季和漫长黑暗而终年留在北极。鸟类在这些充满挑战的环境中筑巢是为了利用短暂但丰饶的夏季，因为夏季可提供它们充足的食物和持续的日照，并降低其被捕食的风险。尽管北极鸟类仅占全球多种鸟类中的一小部分，但它们却数量庞大，并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了解鸟类如何占据这些栖息地是理解极地生态系统演化和功能的关键。然而，来自极地区域的鸟类化石（尤其是代表早期鸟类谱系的化石）十分罕见。 Lauren Wilson和同事在此描述了阿拉斯加北部的晚白垩世王子溪组（Prince Creek Formation）中发现的丰富鸟类化石组合；这些位于古北极附近的化石群可追溯到约7280万年前。这些化石涵盖了种类繁多的今鸟类群，其中包括鱼鸟目（Ichthyornithes）、黄昏鸟目（Hesperornithes）以及最早的现代鸟类——今鸟亚纲（Neornithes）。”此外，Wilson等人还在该化石群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鸟类围产期（胚胎或幼雏）遗骸，它标志着已知的鸟类在极地生态系统中筑巢的最早证据。据作者披露，该化石群中的某些骨骼特征（如无牙颌骨、特化的喙骨结构和融合的腿骨）表明，它们中的某些标本可能处于现代鸟类的冠群附近或之内，并可能与早期水禽有关。与发育较慢的反鸟亚纲鸟类（enantiornithine birds，它们似乎不存在于这些高纬度地区）以及共存的适应极地的恐龙相比，作者认为，今鸟类（ornithurines）更适合在冬季存活或迁徙，这些特征可能帮助它们在白垩纪末期的物种灭绝中幸存下来，并在后来分化成现代鸟类。

一项新的研究挑战了麻风病是在欧洲殖民时期传入美洲的观点。据该研究报告，一种近年来才被发现的可导致麻风病的分枝杆菌菌株——美洲麻风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lepromatosis）在欧洲人与美洲发生接触之前的很久以前就已对美洲人造成了感染。这些发现重塑了人们对美洲麻风病的现有看法，并对人类与传染病的长期相互作用提供了洞见。已知可导致麻风病的分枝杆菌有两种：麻风分枝杆菌（M. leprae）和美洲麻风分枝杆菌（M. lepromatosis）。前者似乎是欧洲人在美洲殖民时传入美洲的，而后者则于2008年才被发现，并且主要见于美洲的报道。迄今为止，关于美洲麻风分枝杆菌（M. lepromatosis）的唯一基因组数据来自三例墨西哥患者的样本和七只来自英国/爱尔兰的红松鼠，这限制了我们目前对该细菌基因多样性和历史的理解。Maria Lopopolo 和同事试图研究美洲麻风分枝杆菌在当代的分布情况和其多样性。他们研究了当代美洲麻风分枝杆菌的序列（有数据可供使用）。为阐明美洲麻风分枝杆菌在美洲的历史和其在过去的流行情况，他们还对（欧洲人与美洲人接触前的）美洲人祖先的古 DNA 数据集进行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对欧洲人与美洲人接触之前的美洲人祖先的筛查发现了三个来自美洲各地的美洲麻风分枝杆菌呈阳性的样本。作者表示：“虽然我们的研究结果并非对欧洲和非洲人群将麻风分枝杆菌（M. leprae）所致麻风病传入美洲的说法提出质疑，但它们揭示了美洲麻风分枝杆菌（M. lepromatosis）在欧洲人到来的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在整个美洲大陆的人群中流行了。”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NC State）的研究团队展示了一项新型激光制造技术，能够制备耐超高温的陶瓷材料，适用于从核能技术到航天飞行器与喷气推进系统等多个领域。该技术可用于制备陶瓷涂层、陶瓷瓦片，甚至是复杂的三维结构，为新一代高性能器件和工程系统的设计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美國心臟協會期刊》上的一項新研究發現，在所有人種和民族中披薩、湯和雞肉是鈉攝入的主要來源

古时的树懒体型大小不等：从迷你型的攀爬树懒到巨型的地栖树懒都曾经存在于世。研究人员如今报告称，树懒体型的多样性很大程度上受其栖息地的影响，而它们数量的急剧下降很可能是受到人类活动压力不断增加的结果，而人类活动的压力也引发了大型地栖树懒的灭绝。作者表示，如今的小型树栖型树懒是一个曾经多样化物种的最后残余，它们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可能是因为它们栖息在与世隔绝的森林冠层之中，从而躲避了来自人类的直接压力。虽然如今仅存两种小型的树栖属树懒（它们主要分布在中、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之中，）但树懒（Folivora）却代表了美洲曾经存在过的品类繁多、数量众大且分布广泛的一个哺乳动物谱系。在新生代晚期，超过100个属的树懒占据着各种大小的栖息地；它们遍布美洲各地。一些陆生树懒身高可逾6米，体重可达数吨。然而，到了更新世末期，几乎所有这些陆生树懒都灭绝了。 Alberto Boscaini和同事研究了过去3500万年间树懒体型变异的扩张和衰退背后的驱动该种群最终快速灭绝的各种因素。通过将化石检测、DNA和蛋白测序及先进的演化建模相结合，Boscaini等人重建了67个树懒属的演化史，并测试了其体型的演变是否与栖息地、饮食、气候、捕食或其他生态压力有关。研究结果显示，对栖息地的偏好——树懒究竟是生活在树上还是地面——是左右其体型演变的主要因素。早期的树懒是体型庞大的地栖食草动物。但树懒向体型较小的树栖形态的转变发生了多次，尤其是在开阔地貌变大的时候。树懒的巨型化在数个谱系中是独立演进的，反映了它们对气候变冷和生态压力所呈现的适应性反应。然而，尽管树懒的兴盛繁衍长达数千万年，其体型的多样性在更新世则臻于巅峰，不过其数量却在约1万5000年前开始剧减。这种下降与当时的气候变化并不吻合，而是与人类抵达美洲有关。据Boscaini等人披露，有证据表明，人类的狩猎活动导致了大型陆生树懒的灭绝。 关注研究趋势的记者请注意，Gustavo Politis等人在2019年3月发表于《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重点报道了大约1万2000年前人类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狩猎屠戮巨型树懒的直接考古证据。

据一项新的研究报告，随着缅因湾沿海水域的变暖，水中的巨藻林减少，草皮藻（turf algae，即在许多区域取代巨藻的密集红藻垫）可能会通过化学方式干扰巨藻的恢复。这使得恢复这些关键性海洋生态系统的努力变得复杂。巨藻林是在生态和经济上都十分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它对多种生命形式和功能都提供着支持。然而，尽管其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可，但世界各地的巨藻林却因气候变化和/或过度捕捞而面临崩溃的威胁。在许多巨藻林消失的地区，它们已被富含化学物质的低矮丝状红藻（也称草皮藻）所取代。这种转变与生物多样性下降和沿海生态系统的变动受到严重破坏有关。一些研究表明，草皮藻可能通过对抗法积极地阻碍巨藻的恢复；对抗法是一种常见的生物现象，即一种生物体产生的生物化学物质会影响周围其他生物体的生长、存活、发育和繁殖。了解草皮藻是否会通过化学方式抑制巨藻的恢复对于管理和恢复这些快速变化的海洋环境至关重要。 Shane Farrell 和同事就对抗性草皮藻是否会抑制缅因湾变暖水域中巨藻林的恢复进行了研究。Farrell 等人发现，虽然巨藻林在缅因州东北部较冷的水域中持续存在，但在较温暖的西南部，巨藻林却已崩溃且无法恢复；草皮藻如今已在这些礁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通过比较海藻和草皮藻主导的礁石区域内海水和海藻样本的化学成分，作者发现了由草皮藻产生的不同化学物质的特征。实验室的实验显示，衍生自这些草皮藻的化合物会抑制早期巨藻的生长。研究结果表明，草皮藻会改变环境的化学生态，从而主动地阻止巨藻的重新建立。Colette Feehan 和 Karen Filbee-Dexter 在相关的《视角》中写道：“未来海洋生态系统的恢复策略应将化学生态纳入气候变化模型。通过阐明这些隐密过程，我们可更全面地了解气候变化会如何重塑海洋生态系统，以及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护它们。”

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与加的斯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针对农村人口流失问题展开专项研究，提出创新治理框架。该框架通过将城乡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法规制度和战略规划有机融入地方发展规划，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机制。研究特别指出，应通过制度创新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具体包括：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培育特色产业集群等系统性解决方案，为制定精准化的人口回流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