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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行动为何“知易行难”?关键在气候与社会的强耦合

Peer-Reviewed Publication

Science China Press

不同经济体的气候-社会耦合状态

image: 该图通过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重新语境化解读,将各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于人均GDP的演变轨迹划分为三种状态:“强耦合”(已过排放峰值的后工业化经济体,增长与排放下降并存)、“弱耦合”(尚未达峰的经济体,增长仍与排放上升紧密挂钩),以及“脱钩”(一种“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状态,指依赖化石燃料或结构性贫困的经济体)。图中各分图分别展示了发达经济体在1899–1959年和1960–2023年的情况、发展中经济体在1960–2023年的情况,以及对这三种状态的概念性综合。 view more 

Credit: ©Science Bulletin

人类并不缺少应对气候变化的知识与技术,但要转化为减排行动却尤为艰难。2025年,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接近381亿吨,再创历史新高。为何应对气候危机总是“知易行难”?

近日,复旦大学叶超教授团队联合美国科学院院士 Jessica Fanzo、欧洲科学院院士Alexander Baklanov、Michael Meadows等多国科学家,在Science Bulletin发表文章“Climate and society as one: A (de)coupling future for escalating climate challenges”指出,气候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认知盲区:把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当作两个彼此独立的系统。

气候-社会耦合系统

从Liu等的人与自然耦合系统、Ostrom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到Moore等的“耦合的气候-社会系统”,该命题已得到一定重视。叶超团队的核心贡献在于,将交织的“气候-社会”系统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并确立为分析基点进行关键指标度量。现有主流模型不具备回馈并改变气候变化的内生动力,政策供给长期偏向工程性与技术性手段,甚至导致“保住了基础设施、却加剧了弱势群体脆弱性”。

耦合系统视角下的风险认知、政策议程、投资配置、技术扩散与排放轨迹,是在个体、社区、国家与全球多个尺度上同时发生、互为条件的过程,任一环节的因果方向都随尺度与时段而反转,无法为其指定稳定的上下游位置。气候与社会正是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三类通道持续交换,构成互为内生的整体。

评估全球“气候-社会”系统耦合度

CSS可以重新诠释环境经济学中的经典命题,将气候-社会耦合态划为三种:

  • 弱耦合:社会侧尚未形成有效反馈回路,排放随增长被动上升,轨迹仍处峰值之前(如中国、印度);
  • 强耦合:反馈回路闭合并主导轨迹,出现增长上升、排放下降(如美国、德国);
  • 解耦:反馈回路断裂,社会侧信号无法传导至排放侧,轨迹未出现拐点而持续攀升(如高度依赖化石能源或结构性贫困经济体)。

三者是动态可转换的,治理旨在决定变化的方向与速度。例如,美国两度退出《巴黎协定》可能让“强耦合”状态退化;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则体现政策如何主动“扭弯”曲线。

迈向气候-社会的“强耦合”

CSS范式呼吁地理学、大气科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学科从一开始就共同设计模型与假设,开展真正的知识共创。在贸易摩擦、地缘动荡与人工智能等快速叠加下,耦合系统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推进气候-社会的“强耦合”,是构建社会韧性、有效应对复杂气候挑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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